《相鼠》是《鄘风》中的一篇，全诗作：“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。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相鼠有齿，人而无止。人而无止，不死何俟？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。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”简短有力、辛辣地讽刺了无礼无耻之人。这首诗诗意浅显，叔孙在宴上赋诗，相当于当面骂庆封，而庆封竟然不能听出其中的意思，难免会被人耻笑。

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，庆封是一个骄奢无礼，又不学无术的人。庆封在齐国做了不少坏事，最终也罪有应得，落得个灭族的下场。可以说，叔孙赋的《相鼠》这首诗也算是应验了。

庆封出使鲁国，只是自己遭到了耻笑，而在他之前，齐国大夫高厚歌诗不当，后果就严重了许多。

晋侯与诸侯宴于温，使诸大夫舞，曰：“歌诗必类。”齐高厚之诗不类。荀偃怒，且曰：“诸侯有异志矣。”使诸大夫盟高厚，高厚逃归。于是叔孙豹、晋荀偃、宋向戌、卫宁殖、郑公孙虿、小邾之大夫盟，曰：“同讨不庭。”（《左传·襄公十六年》）

当时，晋国是诸侯的盟主，宴会诸侯，鲁、宋、卫、郑、曹等国的国君都来参加，唯独齐侯没有来，派了大夫高厚做代表。在宴会上，晋侯让在座诸大夫舞蹈，舞蹈的同时歌诗，并且设置了规则。这也是诸侯宴会中的一种仪式。各国的大夫的诗都合乎规则，只有高厚的诗不合乎规则。晋国大夫荀偃发怒，认为齐国有异心。晋侯让大夫们与高厚一起盟誓，高厚却逃走了。于是各国大夫一起盟誓，要共同讨伐异心者。

《左传》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有些语焉不详，没有说大夫们歌诗的内容，也没有说清楚高厚为什么逃走。可以说，齐侯没有参会已经引起了晋侯和其他诸侯的不满，所以高厚“歌诗不类”，很可能是诸侯迁怒于齐的一个借口。虽然根本原因不一定在于歌诗本身，但是，仅仅“歌诗不类”就可以作为认定齐国“有异志”，进而成为共同讨伐齐国的名正言顺的理由。由此可见，诸侯外交中《诗经》起到的重要作用。

“赋诗言志”是诸侯外交中的重要仪式，所赋的有时是整首诗，有时也可能是一首诗中的某一章。不管当事人所赋的是整首诗还是某一章，往往都是选取能迎合当时情形的特定的字面意义或者比喻义，并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原诗作的背景和主旨。所以，这种赋诗也被后人称为“断章取义”，也就是说当时的赋诗主要是借用《诗经》的语句来表达个人观点，它并不完全遵循诗句的本意。这里将《左传》记载的著名的“断章取义”式赋诗摘录下 来：

郑伯享赵孟于垂陇；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大叔、二子石从。赵孟曰：“七子从君，以宠武也，请皆赋以卒君贶；武亦以观七子之志。”子展赋《草虫》。赵孟曰：“善哉！民之主也！抑武也不足以当之。”伯有赋《鹑之贲贲》。赵孟曰：“床笫之言不逾阈，况在野乎？非使人之所得闻也！”子西赋《黍苗》之四章。赵孟曰：“寡君在，武何能焉？”子产赋《隰桑》。赵孟曰：“或请受其卒章。”子大叔赋《野有蔓草》。赵孟曰：“吾子之惠也。”印段赋《蟋蟀》。赵孟曰：“善哉！保家之主也；吾有望矣！”公孙段赋《桑扈》。赵孟曰：“匪交匪敖，福将焉往？若保是言也，欲辞福禄得乎？”卒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