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我依他所说找到那封信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封极长的信。信纸的折痕已经变脆了，也不知道他是在哪一年写的。我对内容不感兴趣，因此只看了首尾，确保无误。等接到去江宁的任务，随即快马南下。先去江宁，再到扬州，经打听，刘湘娥尚未婚嫁。一切都顺顺利利。陈伯玉没有说此事不能让湘女的父亲知道，于是我径直叩门进去，向递送军情一样将信交给刘少尹。少尹询问了写信人是谁，就将信转交女儿。我那时是第一次见她，我对她说：“陈伯玉兄说了，让我等你七日，七日他就甘心。”而她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信。刘少尹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留在我家住七日好了。”我没有拒绝。七日后，刘少尹做主将湘女嫁给我。我想既然湘女没有回复，我就算不得霸占朋友妻。我没有拒绝。

离开扬州的第三天，进入一处山谷，我遇上一个和我一样独自北行的带刀男子。他的马不如我的快，因此我追上了他。问他前往何处，他说去边塞从军。问他怎么称呼，他说叫林友之。问他年岁几何，他小我三岁。看他的样子有些笨拙，似乎从未舞过刀弄过枪，骑在马上，刀鞘的底部不停地戳他的小腿。接下来的路上我一直与他同行。熟络之后，他也变得善谈起来。

“我是去投奔我一个同乡的，他如今是校尉。我大哥去从军，死了；我二哥又去，也死了；现在轮到我去。我没学过打仗，去投奔同乡，兴许能得到照顾。”

谈及死去的大哥和二哥，他不仅没有悲痛，言语之中反而有些得意。他一字不落地向我背诵两封兄长战死的家书，夸耀之态简直令我嫉妒。我本人倒也是行伍出身，不过后来做了信差，又在扬州龟缩五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于是我向他讲起陈伯玉。

“我这位好友虽没上过战场，”我比他更为得意地说，“但他对国事了如指掌。不，不是大官，他是太史局的。五年前，腊月十五，皇上在大庆殿，那场面何止数万人，他就负责在鼓楼击鼓报时。当时我也去凑热闹。京城文武官员、各地亲王，统统在场。禁卫军，仪仗车，武严兵士，还有十几头大象（实际上只有七头）……我这好友在鼓楼十多年，从未出过一丝半毫的差错。那天一到午时，他突然开始发狂一样敲鼓，声音又快又响，振聋发聩，比敲战鼓还要厉害。你是没见过鼓楼上那面巨鼓，这么大（我尽可能伸圆了双臂向他比划），声音能传几十里。整个大庆殿周围数万人，人人都捂着耳朵，马也开始乱叫，大象也乱了步子，总之是一片狼藉。他敲了好一阵，停下之后，鸦雀无声。接着他就站在楼上大喊‘国将不国’。只喊了这么四个字，禁卫军已经把他扭住。他本来还有别的话要喊的，可惜擂鼓擂得太久了。”